2015年末的自媒体为星巴克做了一次绝好的营销。事情的经过看上去有点无厘头。最初，这家全球知名的咖啡连锁品牌悄悄换上了全新设计的纸杯。这本来是星巴克的惯例，每年的圣诞节前都会开展假日纸杯的促销活动，借此来推销新的饮品。然而树大招风，这个每年在全球卖出几亿杯咖啡的巨头，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牵动无数人的神经。
假日纸杯
一群忠实的基督教徒看到周身大红、只有星巴克LOGO，没有任何圣诞节元素的假日纸杯，感觉自己的宗教感情受到了冒犯。他们在推特上发文，认为星巴克有反基督教的倾向，甚至号召基督徒抵制星巴克。而一向口无遮拦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·特朗普为了争取保守选民的支持，也发起了抵制星巴克的呼吁。特朗普的搅局，让这个单纯的商业实践愈发向闹剧的边缘滑落。不过，星巴克经历了这场欢腾的表演秀后一定会暗自偷乐，这其实是一次机会难得的免费广告。
咖啡、宗教、政治、商业巨头，这几个看似关系不大的因素，在2015年星巴克假日纸杯的事情上出现了交集。我们以为这只是一次巧合吗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历史上，咖啡与宗教和政治的恩怨情仇，其实早已经演绎了多个回合。
喝还是不喝，这是一个问题
咖啡从一开始就跟宗教密切相关。“咖啡”一词源自阿拉伯语，在15世纪之前，咖啡主要是穆斯林世界的特色饮品，鲜为欧洲人所知。直到16世纪，在威尼斯商人的努力下，咖啡才被引入欧洲。不过，咖啡拥有独特的色泽与味道，再加上异国的风情，它逐渐被基督教世界接纳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。
当时的基督教牧师普遍认为，由于穆斯林世界禁止饮酒，咖啡是撒旦发明出来用以取代酒的魔药。而在基督教世界，葡萄酒则是宗教仪式中重要的道具，所以咖啡跟欧洲文化格格不入，甚至被贴上了反基督的标签。咖啡真的是撒旦的饮品吗？开明的教宗克莱门八世坚持认为，没有品尝就没有发言权，他在“以身试法”后对咖啡大为赞赏。于是，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咖啡得到了教宗的加持，喝咖啡并不冲撞基督教的真理，由此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上流社会对咖啡的消费。据说，罗马的第一家咖啡馆出现在1645年。
实际上，咖啡的气质特别契合欧洲上流社会的社交文化。它是将不同的人集聚起来的由头，并且能够激活人们交谈的欲望。在启蒙时代，咖啡馆遍地开花，在维也纳就有不下六十家，成为推广启蒙思想的桥头堡；咖啡馆通常都会提供报纸、期刊，甚至最新出版的书籍，免费给顾客阅读。咖啡与启蒙的亲密关系几乎是不言而喻的。去咖啡馆不仅仅是为了喝一杯咖啡，而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。在咖啡馆这所“廉价大学”的教室，轮番上演着信息交换，观念交锋的戏码。市民社会的活力在这样一个公开空间下如火如荼地铺陈。跟它伴随而来的生活方式，也会改造喝咖啡人的世界观。所以，咖啡被引入欧洲后，成为建构公共空间的重要元素，为启蒙运动的展开创造了条件。
去药房里购买自由
不过，克莱门八世认可的仅仅是平信徒喝咖啡不违背教义。对于崇尚静默修行的修道院而言，咖啡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，显然跟修士守则格格不入。我们可以脑补一下，当一群身着黑袍的修士围坐起来喝咖啡的时候，他们是会一本正经地讨论经文，还是抱怨一下修道院的管理呢？虽然大多数的修道院都要求修士集体活动，连独自在自己的小房间吃饭都是被禁止的；但像喝咖啡这样具有小团体倾向的活动，为修士提供了指摘修道院的管道，甚至会冲击修道院的既有秩序。所以，教会严厉控制修士喝咖啡，1739年巴伐利亚的本笃修会就明文禁止修士聚众喝咖啡，理由是这种行为会导致修士的行为放纵。
作为旧制度的最后壁垒，修道院一直被激进的启蒙者视为保守势力的总代表。在处理喝咖啡的问题上，修道院的态度似乎符合这个标签。然而，修道院并非世俗世界的绿洲；生活在高墙之内的修士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。在18世纪的世俗世界，喝咖啡已经蔚然成风，也在不断侵蚀纯洁的修道院。早在18世纪初，就有修士假借买药的机会，偷偷溜到药房买咖啡喝，换来片刻的世俗清闲。去药房喝咖啡，像极了咖啡最初在欧洲社会的角色定位：药品。
另一方面，在世俗政治干预下，修道院也难以抵挡历史的发展洪流。开明专制的重要代表约瑟夫二世上位后，推行了宗教宽容政策，一方面加强了对基督教的控制，也带来了开放的修道院文化。于是，对于修士而言，喝咖啡也不再是有违基督教义的行为。据说，在18世纪后半叶，曾有一家修道院发生了火灾，起因竟然是修士在自己的房间里使用咖啡壶不当。这个事例说明，修士可以正大光明地去药房买咖啡了；而且，修士有了充分的个人时间，能够独自在房间享用咖啡。这对于主张集体生活的修道院而言，无疑是生活方式的极大革新。这当然要拜推进启蒙运动的约瑟夫主义所赐。
约瑟夫二世画像。这位开明专制的统治者，推行加强国家控制的宗教政策，关停多家修道院，减少了“危险而无用的”修士人数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伴着启蒙的东风进入修道院之后，咖啡带来了修士之间的贫富差距，带来了不平等，最终可能导致罪恶。这种不平等甚至在不同的修道院之中蔓延：财大气粗的修道院能够让自己的修士免费享用，在节日庆典中成为重要的点缀，而清贫的修道院则完全没有这样福分。以至于有一些修道院为了满足修士们喝咖啡的欲望，会因地制宜地在修道院所属的温室里种植咖啡树。只是不知道这种自力更生劲头捣鼓出来的咖啡，味道是否醇厚。
咖啡的飘香带给修士启蒙
基督教尤其是修士阶层对咖啡从拒绝到接纳的过程，恰好是启蒙运动带来的观念革命愈加向社会纵深普及的写照。与其说是咖啡的诱惑越来越大，不如说是启蒙的理念越来越强，最终穿透了修道院的设防。咖啡带来了修士个体意识的觉醒，客观上导致了大量“逃亡修士”的出现，冲击了既有的修道院秩序。
实际上，启蒙的理念很早就吸引了一批修士追随者，他们像特洛伊木马一样潜伏在修道院里，试图从内部瓦解陈旧的意识形态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修士是在用喝咖啡的行为，来表达对静默的修道生活方式的不满。更激进的修士还用抽烟、喝酒、戴（烫）假（头）发来安抚自己叛逆的内心。于是，在这群启蒙修士的眼中，喝咖啡具有对抗教权，拥抱启蒙的革命象征。修士对咖啡的消费，让咖啡真正具有了启蒙的味道。
德意志的启蒙先锋康德，其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也被修士们津津乐道。据说，康德每天早餐的内容包括红茶和鼻烟。这个生活习惯被修士们纷纷效仿，似乎模仿这位启蒙大咖的生活方式，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实现启蒙一样，以至于闹出了笑话。一位上了年纪的修士根本不清楚咖啡粉和鼻烟粉的区别，就把鼻烟当作咖啡喝下。直到年老修士邀请年轻修士喝咖啡的时候，才发现了这个乌龙。
咖啡馆
咖啡对修道院的入侵，虽然没有带来革命性的突变，但它成为修道院修士进行自我启蒙的契机，当有相似理念的修士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出现了“基督教启蒙”这个历史现象。咖啡在这里扮演的角色，正如布罗代尔曾经说到的那样，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、琐碎的东西也可能发挥巨大作用。咖啡从改变修士的生活方式开始，逐渐扩展到对神学问题的反思，最终甚至在19世纪初推动了世俗化运动的出现。阿基米德曾大言不惭地说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够撬动地球。在欧洲历史的演进中，咖啡或许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支点，但它最终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程。
假日纸杯 一群忠实的基督教徒看到周身大红、只有星巴克LOGO，没有任何圣诞节元素的假日纸杯，感觉自己的宗教感情受到了冒犯。他们在推特上发文，认为星巴克有反基督教的倾向，甚至号召基督徒抵制星巴克。而一向口无遮拦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·特朗普为了争取保守选民的支持，也发起了抵制星巴克的呼吁。特朗普的搅局，让这个单纯的商业实践愈发向闹剧的边缘滑落。不过，星巴克经历了这场欢腾的表演秀后一定会暗自偷乐，这其实是一次机会难得的免费广告。
咖啡、宗教、政治、商业巨头，这几个看似关系不大的因素，在2015年星巴克假日纸杯的事情上出现了交集。我们以为这只是一次巧合吗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历史上，咖啡与宗教和政治的恩怨情仇，其实早已经演绎了多个回合。
喝还是不喝，这是一个问题
咖啡从一开始就跟宗教密切相关。“咖啡”一词源自阿拉伯语，在15世纪之前，咖啡主要是穆斯林世界的特色饮品，鲜为欧洲人所知。直到16世纪，在威尼斯商人的努力下，咖啡才被引入欧洲。不过，咖啡拥有独特的色泽与味道，再加上异国的风情，它逐渐被基督教世界接纳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。
当时的基督教牧师普遍认为，由于穆斯林世界禁止饮酒，咖啡是撒旦发明出来用以取代酒的魔药。而在基督教世界，葡萄酒则是宗教仪式中重要的道具，所以咖啡跟欧洲文化格格不入，甚至被贴上了反基督的标签。咖啡真的是撒旦的饮品吗？开明的教宗克莱门八世坚持认为，没有品尝就没有发言权，他在“以身试法”后对咖啡大为赞赏。于是，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咖啡得到了教宗的加持，喝咖啡并不冲撞基督教的真理，由此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上流社会对咖啡的消费。据说，罗马的第一家咖啡馆出现在1645年。
实际上，咖啡的气质特别契合欧洲上流社会的社交文化。它是将不同的人集聚起来的由头，并且能够激活人们交谈的欲望。在启蒙时代，咖啡馆遍地开花，在维也纳就有不下六十家，成为推广启蒙思想的桥头堡；咖啡馆通常都会提供报纸、期刊，甚至最新出版的书籍，免费给顾客阅读。咖啡与启蒙的亲密关系几乎是不言而喻的。去咖啡馆不仅仅是为了喝一杯咖啡，而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。在咖啡馆这所“廉价大学”的教室，轮番上演着信息交换，观念交锋的戏码。市民社会的活力在这样一个公开空间下如火如荼地铺陈。跟它伴随而来的生活方式，也会改造喝咖啡人的世界观。所以，咖啡被引入欧洲后，成为建构公共空间的重要元素，为启蒙运动的展开创造了条件。
去药房里购买自由不过，克莱门八世认可的仅仅是平信徒喝咖啡不违背教义。对于崇尚静默修行的修道院而言，咖啡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，显然跟修士守则格格不入。我们可以脑补一下，当一群身着黑袍的修士围坐起来喝咖啡的时候，他们是会一本正经地讨论经文，还是抱怨一下修道院的管理呢？虽然大多数的修道院都要求修士集体活动，连独自在自己的小房间吃饭都是被禁止的；但像喝咖啡这样具有小团体倾向的活动，为修士提供了指摘修道院的管道，甚至会冲击修道院的既有秩序。所以，教会严厉控制修士喝咖啡，1739年巴伐利亚的本笃修会就明文禁止修士聚众喝咖啡，理由是这种行为会导致修士的行为放纵。
作为旧制度的最后壁垒，修道院一直被激进的启蒙者视为保守势力的总代表。在处理喝咖啡的问题上，修道院的态度似乎符合这个标签。然而，修道院并非世俗世界的绿洲；生活在高墙之内的修士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。在18世纪的世俗世界，喝咖啡已经蔚然成风，也在不断侵蚀纯洁的修道院。早在18世纪初，就有修士假借买药的机会，偷偷溜到药房买咖啡喝，换来片刻的世俗清闲。去药房喝咖啡，像极了咖啡最初在欧洲社会的角色定位：药品。
另一方面，在世俗政治干预下，修道院也难以抵挡历史的发展洪流。开明专制的重要代表约瑟夫二世上位后，推行了宗教宽容政策，一方面加强了对基督教的控制，也带来了开放的修道院文化。于是，对于修士而言，喝咖啡也不再是有违基督教义的行为。据说，在18世纪后半叶，曾有一家修道院发生了火灾，起因竟然是修士在自己的房间里使用咖啡壶不当。这个事例说明，修士可以正大光明地去药房买咖啡了；而且，修士有了充分的个人时间，能够独自在房间享用咖啡。这对于主张集体生活的修道院而言，无疑是生活方式的极大革新。这当然要拜推进启蒙运动的约瑟夫主义所赐。
约瑟夫二世画像。这位开明专制的统治者，推行加强国家控制的宗教政策，关停多家修道院，减少了“危险而无用的”修士人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伴着启蒙的东风进入修道院之后，咖啡带来了修士之间的贫富差距，带来了不平等，最终可能导致罪恶。这种不平等甚至在不同的修道院之中蔓延：财大气粗的修道院能够让自己的修士免费享用，在节日庆典中成为重要的点缀，而清贫的修道院则完全没有这样福分。以至于有一些修道院为了满足修士们喝咖啡的欲望，会因地制宜地在修道院所属的温室里种植咖啡树。只是不知道这种自力更生劲头捣鼓出来的咖啡，味道是否醇厚。
咖啡的飘香带给修士启蒙
基督教尤其是修士阶层对咖啡从拒绝到接纳的过程，恰好是启蒙运动带来的观念革命愈加向社会纵深普及的写照。与其说是咖啡的诱惑越来越大，不如说是启蒙的理念越来越强，最终穿透了修道院的设防。咖啡带来了修士个体意识的觉醒，客观上导致了大量“逃亡修士”的出现，冲击了既有的修道院秩序。
实际上，启蒙的理念很早就吸引了一批修士追随者，他们像特洛伊木马一样潜伏在修道院里，试图从内部瓦解陈旧的意识形态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修士是在用喝咖啡的行为，来表达对静默的修道生活方式的不满。更激进的修士还用抽烟、喝酒、戴（烫）假（头）发来安抚自己叛逆的内心。于是，在这群启蒙修士的眼中，喝咖啡具有对抗教权，拥抱启蒙的革命象征。修士对咖啡的消费，让咖啡真正具有了启蒙的味道。
德意志的启蒙先锋康德，其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也被修士们津津乐道。据说，康德每天早餐的内容包括红茶和鼻烟。这个生活习惯被修士们纷纷效仿，似乎模仿这位启蒙大咖的生活方式，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实现启蒙一样，以至于闹出了笑话。一位上了年纪的修士根本不清楚咖啡粉和鼻烟粉的区别，就把鼻烟当作咖啡喝下。直到年老修士邀请年轻修士喝咖啡的时候，才发现了这个乌龙。
咖啡馆 咖啡对修道院的入侵，虽然没有带来革命性的突变，但它成为修道院修士进行自我启蒙的契机，当有相似理念的修士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出现了“基督教启蒙”这个历史现象。咖啡在这里扮演的角色，正如布罗代尔曾经说到的那样，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、琐碎的东西也可能发挥巨大作用。咖啡从改变修士的生活方式开始，逐渐扩展到对神学问题的反思，最终甚至在19世纪初推动了世俗化运动的出现。阿基米德曾大言不惭地说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够撬动地球。在欧洲历史的演进中，咖啡或许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支点，但它最终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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