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，有一个隐秘的小山村，整个村子被一片绿树掩映，走近村子，你会发现这些绿树几乎全是咖啡树。穿过层层包围的咖啡林，才能走进村子，村里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，种的都是咖啡树。
这个村子叫茱苦拉，咖啡树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出现，就是在这里。
01、历史渊源
1904年，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，接到教会大理教区的安排，他要带着另一个法国教士鲁鸿儒、一个中国仆从邓培根，到大理管辖范围内的宾川地区，去宣扬主的意志。田德能和鲁鸿儒，都是他们取的中国名字。
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中，除了《圣经》、随身衣物、一些生产工具和药品外，还有经过越南时选购的咖啡豆和咖啡苗——因为田德能酷爱喝咖啡。尽管自19世纪早期起，法国人已经在越南和老挝种上了咖啡，但在中国大理的传教士因为交通不便，还是时常喝不上新鲜咖啡。
带着将上帝福音进入最遥远地方的信念，或许还有寻找合适咖啡种植地的念头，三人蜿蜒爬行于宾川的崇山峻岭间。
双腿裹着泥土的田德能三人， 走了一百多公里，行至鱼泡江边的一个小山坳，看到一个依山而建的小山村。整个村子被绿树掩映，村前是层层深浅不一的绿色梯田，远望过去还可看见挂在天边的云霞。
神父决定在这个世外桃源留下来传教。他在村外按着这里房屋的样子，建了一座青瓦白墙的教堂。教堂外种下了带来的咖啡苗，他并不知道，这些咖啡幼苗的祖先，竟然可以追溯到1715年荷兰咖啡商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那株咖啡苗。
带着“贵族”血统的咖啡幼苗来到云南后，仿若找到故乡的感觉，马上适应了红土高原的海拔、土壤、气温、降水量，慢慢孕育成一片咖啡林。而田神父的传教事业也渐入佳境。
当时，鱼泡江地区东升“顺江王”张邑清飞扬跋扈，强占土地和人口，民愤极大。彝族杞干文等人请田德能帮助诉讼，作为报酬，官司打赢后田德能获得了很多田产，天主教徒也很快发展到数百人。
在传教之余，田德能也在精心培育着这些咖啡树。除了自己饮用咖啡，还供给大理的天主教堂。然而好景不长，4年后，宾川发生了教案，田神父被迫离开了茱苦拉。
02、云南往事
到了民国时期，天主教会仍然派出了许神父、顾神父和段神父来到宾川，这些传教士教会了村民念《圣经》，办了一所教会小学，还带来篮球。传教士虽然不同，但都爱喝咖啡，他们不断继续育苗，扩大着咖啡树的领地。
但茱苦拉的咖啡仅仅只是供给教士饮用，还有当地的村民，他们随着神父喜欢上了咖啡， 直到今天，这个偏僻的中国西南农村，家里给客人喝的，仍然是咖啡，他们会在自己煮饭的大铁锅里焙炒，然后在磨面的石磨上磨细咖啡粉，最后就像煮土耳其咖啡一样，用纱布包起来在茶壶里煮。
茱古拉的彝语名叫做“若客来”，也许它的发音跟法语（CHocolat，巧克力）非常相近，田德能才会给它取了一个法兰西味的村名。中国第一株咖啡，就是两个文化不经意碰面下种下的，在动荡的20世纪，这仅仅是中国被拉扯进世界体系的一个小细节。
与世隔绝的小村子就这样与咖啡结缘。而外面的世界，云南城市里的咖啡回忆，却以另一种方式书写。
就在田德能种下咖啡后第二年，他的法国同乡们，在蒙自开设了云南的第一个咖啡吧。1887年，中法战争结束后，清政府与法国签订合约，被迫将云南蒙自开放为通商口岸。这是云南最早的通商口岸，很快吸引了外国商人，法国、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德国和希腊的洋行相继在这里落地，甚至包括当时出名的美国美孚公司、英美烟草公司和巴黎百货公司。
许多舶来品也因此随着而来，比如“洋老咪”（蒙自称呼外国人的方言）们最爱喝的咖啡。位于滇越铁路车站的“滇越铁路酒吧间”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。
虽名为酒吧，实际上它还出售咖啡，这种做法正来源于法国，法国咖啡馆的特点正是咖啡馆和小酒馆的混合产物。直到今天，昆明、丽江、大理等地许多老外开的咖啡馆依然是白天卖咖啡，晚上就成为背包客们聚会喝啤酒的地方。
这还只是日后蒙自咖啡流行的开端。1938年， 中日战争爆发，北大、清华和南开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迁至昆明，由于校舍紧张，就把文学院与法学院迁于蒙自。当时闻一多 、陈寅恪、陈岱孙、钱穆、吴宓、郑天挺等著名学者，都住在蒙自南湖边的哥胪士酒店，这是一栋黄墙白瓦，有着大大百叶窗的法式建筑。
由流落到此的越南侨民开设的“南美咖啡馆”是联大学生最喜欢光顾的咖啡馆之一，据说当年有个越南少女在此弹奏独弦琴，曾引来了不少崇拜者，还有人为她作词一首：“故国悲咽语，南疆懒化妆，凝眉泪转九回肠，愁对天涯，无语话沧桑。”忧虑的独弦琴，飘香的咖啡味，才子的题词，是大后方云南苦闷宁静的写照。
当时的昆明，还有一家传奇的越南咖啡馆，位于老昆明金碧路金马碧鸡坊一带的“新越西餐馆”（后改名为“南来盛”）。老板是位漂亮的单身越南女子，叫做阮民宣，据说是越南的太原望族。新鲜研磨咖啡正是这里的招牌，咖啡豆来自于越南，也许还有一些云南本地的阿拉比卡咖啡，由于味道正宗，爱国华侨陈嘉庚曾是这里的常客，沈从文在这里宴请过胡适，周恩来也在这里喝过咖啡，认为味道与他青年时期留学法国时相差无几。
在自己的咖啡馆，阮民宣还结识了同胞——胡志明，未来的越共总书记。1940年，胡志明进入昆明，与范文同、武元甲共同成立了越共“海外部”。当时，胡志明的公开身份，就是“新越”的面包师。
混乱的年月里，一个弱女子敢于导演出这种电影才有的情节，堪称传奇。而她泡制的咖啡和她的故事，也让老昆明人唏嘘不已，直到1980年代，这里依然顾客爆满。早晨，昆明人一大早就穿着拖鞋，打着哈欠到这里喝咖啡，他们不是民国时养成习惯的老人，就是归国的华侨。
2009年，随着城市改造，这家传奇老店彻底消失在昆明人的视线里。
03、走向世界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茱苦拉的村民还依然在种着咖啡，喝着咖啡。那时，一斤咖啡可以换两斤盐，于是村长李福生发动村民大面积种植咖啡，最多时咖啡树多达60多亩。
但除了拿去换盐，以及供给宾川太和农场外，茱苦拉就不再为外人所知，甚至今天当云南开始大面积种植咖啡时，人们依然遗忘了茱苦拉。
1950年代， 爱国华侨梁金山回到家乡，希望大力推广咖啡种植，他还从南亚引进了新的咖啡苗。梁最早是到缅甸做生意，23岁时，他与英国殖民政府当局合资办银厂，并受到英国女王褒奖，特召其到伦敦，赠给他左轮手枪一把、猎枪两支、银刀一把。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这个传奇商人还多次出资，捐助国军战斗。正是在他的财力支持下，云南技术人员培育出了高产的潞江坝小粒咖啡，他还将自己出产的咖啡样品寄送给他的老朋友何香凝，后者收到后回信：“咖啡味道极好，蒙你的盛情款待，十分感谢。”
当时，潞江坝曾产出咖啡豆21万公斤。在1950年代中期，云南咖啡种植面积一度达4000公顷。遗憾的是，1960年代以后，中苏关系破裂，4000亩咖啡园被人为搁荒或改种了其他农作物。
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整个云南只有滇缅公路路边，或者农家的庭院，还能看到咖啡树影子。偏僻的茱古拉村因为地理原因，田神父种下的咖啡树，有24棵得以保存。
这些咖啡树苗一直在静静沉睡，等待着唤醒它们的人。这个任务后来落到包德身上，他是雀巢派来普洱培训咖农的第一任农艺师。1988年， 雀巢公司为了降低南美洲咖啡种植基地对咖啡价格的影响，将目光从世界种植咖啡的第一大国巴西，转移到与咖啡之乡古巴同一纬度的普洱。
但普洱农民不像大理宾川，或者德宏的农民，祖辈上有人同咖啡打过交道 。为了让农民种咖啡，包德往往要从什么是咖啡说起。
而他在宁洱县梅子枧河和德化小黑江红星坝种下第一棵咖啡树，共70亩咖啡试验田也由于缺乏管理经验、施肥不当，随后出现了大量死亡的现象。直到1990年，宁洱县的咖啡才达到雀巢总部规定的标准。
有人说，雀巢的专家是从茱古拉村的老树苗里，提取了其波邦和铁皮卡的优秀基因，才得以成功。
但是，自古饮茶的普洱农民仍然不喜爱种这种他们不喝的东西，因为觉得没有经济价值。于是，雀巢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长达14年的协议，并在这份协议中承诺：雀巢按照美国现货市场的价格收购咖啡，作为农民利益的保障，上不封顶，而下设最低收购价格。
跨国集团的刺激，终于复苏了云南咖啡种植，至1997年末，云南咖啡种植面积已达7800公顷，产量占全国的83%。同一年，北京的雕刻时光咖啡馆正式开业，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逐渐兴起，咖啡成为城市白领新的生活方式。更多跨国集团包括麦斯威尔、星巴克，也来到了云南。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，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，小小云南咖啡豆就是见证者 。
如今100年过去了，田德能恐怕也想不到，自己的传教事业因历史而中断了，但他带来的咖啡却随着时光留存下来。
04、世外桃源
田神父不仅教村民们种咖啡树，同时也教会了朱苦拉村的人们制作咖啡的工艺。
方法很简单：每年冬天，将成熟的咖啡果子采摘回来，用木板或砖头磨去第一层外皮；将果子放在烈日下暴晒半个月左右；晒干了，用手剥或用打谷机褪皮；将豆子放进锅里炒熟，至香味出；最后才将炒好的豆子放进石磨里，磨成的粉，就是可以喝的咖啡了。
村民煮咖啡的方式也很让人开眼，将研磨好的咖啡粉像煮土耳其咖啡一样，用纱布包起来在铝制水壶里煮沸，然后稍微焖一下，便可以倒出来喝了，咖啡的汤色浓稠得就像豆浆一样。如此原始的咖啡加工场景，简直就像是埃塞俄比亚原始部落中的一场“下午茶”。
在朱苦拉，喝咖啡就是一种生活习惯，不像城市里那么讲究。在这个村子只要哪家办喜酒，每个桌子上必然少不了的就是一壶咖啡，大家都用碗喝。
村民们自制的咖啡不需要提纯，主要是人们没有相关的机械设备，也无法掌握到相关的技术，所以只能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。
这样做出来的咖啡，自然没有正规企业生产出来的纯正，但的确是原汁原味的咖啡，不算苦，即使不加糖也能喝。
朱苦拉村的咖啡收获季会从12月下旬一直延续到来年的3月，村中的彝族老人经常会身手敏捷地爬到树上去摘咖啡，这样的咖啡采摘场景估计在全世界都不多见。
